资料简介：
[书评]（转自网上）
最近，有一本奇书正在被传阅议论。书名是《第三只
书中涉及问题很多，其中许多问题都大大超出了我所熟悉的领域，因此，我不准备对全书作出评论，更不准备作出概括性的价值判断。这里写下来的只是一些零碎感想。
此书的有些论点确实与众不同，例如对于中国的改革的评价，有的说法颇有警策意义。本书246页，作者写道：“……这种由大多数社会成员组成的社会主体对社会变化有两个基本要求或者倾向：一是要求社会变化合乎理想；一是急功近利，急于看到成果。”这两点的指出实在精彩。接着他说：“一旦上述两个要求没有达到时，统治者与下层社会成员的改革同盟即有动摇瓦解的风险。”这话我们听着相当刺耳，但是这样一个警告是极有见地的，我们甚至不妨视之为逆耳忠言。他接着警告说：“……往往为取媚于社会而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改革口号，这些假想目标进一步刺激民众的理想狂热……使国家和社会的改革更新发生恶变。”除了最后一句话以外，我只能为这样的论断而喝彩，它与我的一贯观点相吻合，即不应该没完没了地进行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的宣传，过高的理想——乌托邦灌输，最后往往将自己的军，使自己远远达不到吹胀了的期望值，而造成自己的尴尬境地。
然而，指出改革的风险，指出大众参与的危险的一面与转型期社会意识的流行症状，防止以其昏昏使其轰轰乱乱，这是一回事。干脆否定改革与大众参与，是另一回事。这一段文字的起始是这样写的：“改革会引发灾难，除了因为它是受国际潮流左右，带有盲目性，以及是当权者推动带有主观色彩……之外，更可怕的原因是它的群众性。”
有几个问题人们无法不予以思考：
一、改革会引发灾难，诚然。不改革呢？不改革就会天下太平铁打的江山吗？这就与治病一样，吃错了药也许效果适得其反，所以提醒人们服药慎重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能够拒绝医疗吗？
二、到今天为止，我国的改革是“盲目”地为国际潮流所“左右”的吗？百余年来的历史证明，我们的社会主体是没有选择国际潮流的能力的么？而国际潮流的影响是消极或基本消极的么？如是，我们能不能得出回到“大清天朝”会更好更不“盲目”的结论来呢？
三、大众参与是“灾难”，当权者发动是主观色彩，怎么办？这不是没有路了么？中国十余年来的大变革算是主观呢还是灾难呢？能不能设想一种领导与群众结合又民主又集中的改革模式呢？作者的非大众的高明的见解，究竟是要求改革还是要求不改革呢？
本书的这一只眼睛确实发人深省。
作者对于知识分子的说法更加别开生面。他一方面用西方政治家的语言讲什么“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发动了多次悲壮的冲击”，一方面又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斗争并未推动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是他们自己一次次地搬砖运石加固了禁锢自己的院墙”，这究竟是在批评知识分子呢，还是在批评中国的社会体制或历史传统呢？在这一段落中，作者还说是“文化大革命中尽管知识分子获得了一次充分发表意见和呼吁民主的机会……”这种对于文化革命的幸福体验也是很有特色的，显然这更接近红卫兵的经验而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的经验。我们不难从这段话里闻出某种熟悉的文革牌“民主”气味来。这种气味也表现在本书对于例如彭德怀的态度上。
本书对于一九五七年的事情的分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贱’在这个关键时刻却表现得极其充分。男人对你露出笑脸时你就撒娇、‘翘尾巴’甚至抽男人的嘴巴子……”
一个德国人能这样露骨地用性歧视的语言作比喻，令人难以置信，而且这个德国人的语言竟然比当今许多中国人更中国，还不是今天的中国而是例如明朝的废都式的中国(？)，译文之古俗(不是雅)也令人起疑，译者绝对是当今中国最伟大的翻译家之一！林纾再世也不能不服！这个问题后面再讲。只是本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批评——诸如“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集团，在政治上幼稚得几如顽童……”等等，不知道作者用得是什么标尺。难道知识分子的价值或使命在于他们的政治上的成熟性与作为社会集团的成熟性？以这样的标准——应该说是一种权力学乃至“帝王术”的标准——来衡量，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是合格的。知识分子的作用在于知识而不是精通政治权术。我们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比贬低、迫害、污辱知识和人才的方针正确，因为前者可以更好地发挥知识和人才对于现代化建设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而后者发展到了极端，例如文革，就造成了全民族的大倒退，和文化教育的沙漠化。这里似乎不必讲太多深奥的道理。
本书对于一九五七年的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未免过分夸大了敌情。而不论是斯大林还是别的什么人，夸大敌情正是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根据，对此我们不但是记忆犹新而且是心有余悸。中国和苏联都是那么大，都有过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的阶级斗争，这不足为奇，问题是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是不是到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程度。作者的结论是：“在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不识时务不顾大局的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屠杀了自己，全部问题或初始原因只能从这个不成熟的群体自身去寻找了。”
这样的结论超过了中共中央领导的解释——我们这里不需要引用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由于“不成熟”就“屠杀了自己”，这种论断的霸气乃至血腥气令人叹为闻止。还有“不识时务，不顾大局”云云，我对于译者的翻译的绝对中国气派感到惊讶。不知道德语是怎么表达这种富有中国特色的熟语——观念的。这是德语翻译的崭新的发展。从翻译学的意义上，这也是一部奇书。
作者还在本书中大量论述了国际战略局势。他的不要干预中国的命题无疑是有份量的与可喜的。但是一些说法又在暗示或明示什么“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激烈冲突”。他讲什么对人类命运构成威胁的国家具有四个条件，而只有中国同时具备这四项条件——所谓“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由非逻辑的经济政策导致的财政破产、非民主化的政治结构和决策方式、不理想的人权状况……”不知道这种说法与译者“出版说明”中所述的“西方仇视中国的传统观点”有什么干系没有。虽然他的结论是“于是，我们必须了解中国！”这很好，很平和也很中性，你无法对之提出异议，但全部论述的危言耸听的性质仍然相当吓人，只是到了这样的问题上，用的又是彻头彻尾的西方观点与语言了。甚至，我不知为什么愈读愈觉得是在提醒西方认识“中国的危险性”。究竟是谁把谁绕糊涂了呢？
可以感觉到作者对于毛主席的“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的论断的偏爱。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红卫兵可以根据这个论断去打倒一切。西方的反共偏见也同样可以很好地利用这个思想，把它解释为与早在许多年以前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的“新阶级论”一样。当然，无视这个问题的提出，也不是有识者的选择——请看连毛主席都这样提出过问题，能不在意或者一骂了之、一取缔了之吗？
在论述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思想的形成过程以后，154—155页上作者写道：“决定官吏沉浮的人物是毛泽东，而他绝不是一位封建皇帝。影响他对官吏取舍的是他头脑中那种越来越强烈的隐忧——共产党的大官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人民的对立物。”作者认为，毛对列宁的小生产每日每时地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有了发展，毛认为这种小生产“能够与党内有特权的当权者相结合”。在158—159页上，作者讲到了这种论断与“西方学者”的另一种出发点的另一种判断的趋同。从164页开始，作者论证毛泽东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论断是一个“多步骤运算题”，这个题已经被证明是算错了，但是它并非“从头错起”，这是有他的深刻性的。历史的经验有时候是需要反复研究推敲的。作者从当今的一些领导人关于反腐败与反和平演变的言论中听到了“毛泽东的声音”。作者的这一段文字表述，算是措辞够含蓄、用心够良苦的了。
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对于农民问题与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
作者认为建国初期，“作为家长的中共此时面临着……两难选择。安抚农民将放慢甚至放弃工业建设……加快工业建设就必须剥夺农民”。这实在是一个令凡夫俗子出一身冷汗的警世大言。他又写道：“值得称道的是，中共高层干部几乎一致同意暂时放弃农民而在全国发展工业生产”，除了“以立场顽固著称的彭德怀元帅”以外。作者声称毛的农业政策是把农民禁锢在土地上。而改革的结果是释放了农民，作者引用一个大学教师的话说“生存问题是一个瓶颈，当为生存而奋斗挣扎时魔鬼是被制服在瓶子中的。现在，瓶颈已被突破，魔鬼已经放了出来……”
作者问道：“魔鬼指的是什么？是农民还是农民的贪婪和创造财富的欲望？”
于是作者论述，“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带来了政治上的重重忧患”；作者就流民潮、犯罪潮、农村基层政权的瓦解趋势……等发出了警报。作者的警报当然不是无的放矢。但是作者对于农民的态度以及对待被作者划入农民代表范围的彭德怀的态度仍然令人不寒而栗。
知道知道有这样一种超人式的观点是很有意义的。在第60页，在转述了改革的各种消极面——如农民们怎样破坏生产力——以后作者索性问道：“因此，有了另一个思路：如果让农民再饥饿几年呢？”
在超人面前，农民确实只能勒紧裤腰带飒飒地发抖了。
看来依据作者的观点，为了制服魔鬼，必须长期使人民处于为生存奋斗挣扎的生存线实即死亡线上，而一旦摆脱了这条线，魔鬼就出动了。你不骇然么？
我也不知道下述说法是否公正，即改革的结果是破坏了生产力而不是解放了生产力。
那么究竟是富民政策更能发展生产力，还是饥饿政策呢？如果工业化的道路是以饥饿为基石铺就的，那么，又何必搞什么工业化呢？
我不是经济学家，我的想法肯定是太平庸太通俗了，我希望就这个问题得到激赏本书的方家的指正。我同时又感觉到，尽管本书作者很作出一种毛泽东的知音的样子，他的这种超人与强人的政治观肯定与毛泽东大相迳庭。这样的理论倒似乎是很容易被看成“人民的对立物”。虽然在谈论“党内资产阶级”的时候，作者似乎是一个亲民粹主义者，在谈论农民问题的时候，作者又好像是运用另外一套参照系统了。
我不打算对本书作全面的评价，这超过了我的能力限度与兴趣范围。我只是不愿意隐瞒我阅读本书时时而兴奋乃至击节赞赏，时而大惑不解乃至毛骨耸然的心情。我是愈读愈肝颤。
本书的文风特点是，一、放言而大，无所不包；二、一鸣惊人，语不惊人死不休；三、用语到位，对准穴位，搞强刺激；四、有的地方相当深刻(很符合片面的深刻性或深刻的片面性命题)；五、有的地方横空出世，天马行空，泰山压顶。六、虽然用了一些西方式的语言，总体来说相当地中国化和具备中国式的流畅。
这与其说是重思辨好科学喜抽象的德国人的著述风格，不如说是吾民小儿女的后生可畏的黑马风格。
有一些同志对于此书是涕泪交流，如获至宝。显然这位“德国学者”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方便说的话。好！即使仅从此点也应该重视这本书和这本书所代表的观点，重视这本书已经说出来的与没有说出来的一切，重视这本书所指出来的实际确实存在的问题。闭眼睛绝不是可取的对策。该书文风虽然有些夸张，内容相当一部分还应该说是相当郑重的。改革之所以与不改革不同，就因为改革是允许批评的，而如果是作者所服膺的强力政治与保守政治占据了主流地位，如果我们这里没有这十几年的改革，那么这样的书只能说是大逆不道——作者或译者，恐怕只能落一个自我“屠杀”的后果。
这本书也是改革“引发”出来的，是对于“瓶颈”的一个突破，而且，不能说它是魔鬼。
这是一部奇书，这是一次奇特的出书。更奇的是：它的作者是谁？
在署名王山的出版说明里，译者写道：“L.洛伊宁格尔博士(一九五三年八月)是当代欧洲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自八十年代起，洛氏陆续出版了一系列研究中国国情和国家政治结构的专著。他的观点……被认为是欧共体东方政策的最主要的理论依据之一……”
这么说，洛氏应该是有相当的知名度的，至少在汉学或曰中国学的圈子里，他应该是名扬遐迩，誉满全球才是。
我就此请教了多位德国的汉学家的头面人物。他们都大惑不解。第一，这么有名的德国中国学专家，与他们同属这个领域，本应该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怎么竟会此前毫无所闻？既然发表了一系列著作了，他们又怎么可能一本也没有听说过？一位在该国驻华某文教机构负责的人士还说他已经正式委托他的国内机构代查此人此书，结果查遍电脑系统无此人也无此书的档案。他说，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所谓这本德国人写的书，绝对没有在德国用德文出版过。他怀疑是不是中国人自己写出来，而假托到德意志去了呢？
往年古怪少，今年古怪多。这就奇了。看看中文版书籍吧，全书没有按惯例列出翻译书不可或缺的原书名与原出版社名，乃至作者姓名的原文。(是不是“Leuninger”呢？)这本来是不能够缺少的，至少在强调知识产权的今天，为了有别于非法盗版，怎么能够不印上这些呢？学术的严肃性也需要这些资料。要知道阅读原文对于郑重的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没有原文资料，请问，山西人民出版社是怎么审的稿呢？这是一个技术性的疏忽么？是作者的原书没有出过德文版么？本书的作者到底是谁呢？希望中译本出版者与译者给读书爱好者一个澄清，也有以教我。如果确实是我与我的那些德国汉学家朋友孤陋寡闻，那么我愿意公开向洛伊宁格尔先生、王山先生与山西人民出版社道歉。
请给我们一个说法。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r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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